采访对象：刘明升，男，汉族，1950年8月生，陕西延川人，1972年4月入党，1970年3月参加工作，中专文化。历任延川县文安驿公社团干、知青专干，公社副主任、副书记，马家河公社主任，拓家川公社党委书记，冯家坪公社党委书记，县外贸局党委书记，文安驿镇党委书记。1994—2002年任延川县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;2002年于延川县政协退休。
采访组：本报记者邱然黄珊陈思等
采访日期：2016年12月29日
采访地点：陕西省延川县刘明升家中
采访组：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，您在延川县文安驿公社任职。请您讲讲您当年和习近平认识和交往的情况。
刘明升：我是1963年上的初中，1966年初中毕业，1970年被抽调在贺家湾公社工作。1971年我被县上招为公社团干部，3月分配到文安驿公社，当时还不是正式干部，是合同干部，1977年转正。
刚开始一段时间没有分配具体工作，领导有时候派我出去，干一些具体工作。六七月份的时候，领导把我分到梁家塌村做包村干部，就是雷榕生下乡的那个队。当时村上没有什么公窑，村上的书记觉得我们都是年轻人，并且知青窑洞都很干净，就让我和雷榕生住在一起。有一次，雷榕生约我和他一起去梁家河，他说梁家河有个亲弟弟叫雷平生，还有一个八一学校的同学叫习近平，是习仲勋的儿子。
我们陕北人都知道习仲勋，在陕北闹革命，还当过西北局书记，后来又是国家副总理。我当时的想法是，人家都是大干部的子弟，怕有距离，也不知道人家欢迎不欢迎咱。后来，耐不住雷榕生的邀请，我也跟着去了梁家河。
到了梁家河，彼此介绍了一下，他们都很热情，慢慢地拉起话来，就算是认识了。他们都是大城市来的，见识广，家教好，待人客气。拉话之后，我说要回去。他们都说不用走了，留我在他们窑洞住下。窑洞里有一个大土炕，我就跟着他们住下了。到了晚上，大家彼此说说话，熟悉熟悉。那个时候农村比较困难，但是家家户户都养几只母鸡，鸡蛋还是有的。油很稀缺，都是小麻油，过年炸油糕才用，平时有客人来才用一点儿，自己都舍不得吃。雷平生端个碗，到老乡家里买了半碗小麻油，买了两块钱的鸡蛋。我清清楚楚地记得，雷平生用洋柿子(陕北方言，西红柿)炒了一盘鸡蛋。之前，我们陕北吃炒鸡蛋，一般就是用油直接炒，顶多加些葱或者韭菜，从来没有用过洋柿子炒鸡蛋。我当时还说：“你们大城市来的就是不一样，还能用洋柿子炒鸡蛋。”
我们彼此的身份都清楚了，开始说一些社会方面的事情，念书方面的事情。年轻人都念过书，我是初中毕业，一般的常识，历史、地理等都知道一些，这样就有了共同话题。他们也说农村的事情，从北京来插队已经两年了，都习惯了，和村里人都熟悉了，家家户户的情况都清楚了。他们从北京来延川确实不容易，过好几关，不仅要适应农村的生活，而且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去干。
就这样，我们算是认识了。我有时候在村里，有时候在乡政府，他们三个到文安驿办事、邮信、买东西，就找我见见面，聊聊天，有时候晚了回不去了，就在公社住一个晚上。我从梁家塌到文安驿公社开会学习，要经过梁家河，也到近平的窑洞聊聊天、喝喝水。我们都是年轻人，熟悉得比较快，交往也就多了起来。
1972年的时候，文安驿公社的知青专干调走了，当时我们公社还有七八十个知青。公社的书记对我说：“县上不派知青专干了，人手不够，咱们就不再配知青专干了。你是团干，你把知青专干接上。有什么事，该承担的工作承担起来。”既然领导安排了，我就把工作任务都承担起来了，负责知青工作，做些开会、招工、发文件、整理资料之类的事情。
1973年，领导把我分配到梁家河做包村干部。我当时的想法就是，领导分配到哪里，咱就去哪里，一心一意，尽最大的努力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。到了梁家河村，我对近平的了解就更多了。
采访组：我们昨天采访杨世忠时，他谈到习近平入党和担任村支书是在同一个会议上讨论通过的，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。
刘明升：1973年八九月的时候，按照县、公社的统一安排，组织了工作组到梁家河整顿，我恰巧是这个工作组的成员。
情况调查清楚之后，我们工作组就考虑调整一下村里的班子，认为对各方面都有好处。首先要考虑谁当支部书记合适。梁家河的姓比较杂，有十几个姓，选书记一定要选一个威望比较高的，大家都认可的人，既要考虑到有本事，还要考虑办事公道。考虑来考虑去，大家都想到了近平。近平是一个外来知青，他和村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并且他在村里这么多年，一直都处事公道，能够把一碗水端平。有了这么一个初步的意向之后，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走访群众，调查情况。
当时近平在赵家河村搞社教，不在梁家河。但是我们已经认识近三年了，我对他的情况也比较了解。我调查情况的时候，梁家河的村民，无论谁说起近平，都说他遇事沉稳，虽然是个年轻小伙子，做事情却稳稳妥妥，和村里谁都没有发生过矛盾。村民还反映，近平做事非常有个性，话不多，做事情很有两下子，大家心里都佩服他。此外，近平有知识，古今中外，天文地理，懂得的事情特别多，是个有文化的人。
习近平有时候也到公社开会学习，公社院子里有一个大桌子，大家都在这一个桌子上吃饭，通常是一边吃饭，一边拉话，所以公社的干部对近平也比较了解。我听到有的公社干部说：近平做事有规矩，对人有礼貌，是个好后生。
总的来说，村里、公社都对近平印象好，调查的结果就是他完全具备当村支书的群众基础。
我们工作组开会讨论了这件事情，互相商量，初步形成了一个意见：让习近平当村支书，让梁玉明当村主任，这个村子今后的工作肯定能搞好。
接下来，我们就找习近平做工作。当选村里的书记之后，生产各方面的担子都会压在身上，并且知青有招工、当兵、上大学的机会，随时都有可能离开村子，主要看近平愿意不愿意，有没有做好思想准备。近平说：“如果村里需要，组织和群众认可，我就听从组织的安排。”就这样，近平同意了做梁家河的村支书。我们也找了梁玉明谈了这件事情。梁玉明思想很开明，不仅同意组织上对自己工作的安排，而且对近平的工作能力非常赞赏，完全赞同近平当村支书。
采访组：担任村支书要党员才可以吧?
刘明升：是的，我们工作组通盘考虑了整个事情。近平来梁家河这么多年，追求进步，一直在写入党申请书。要当村支书，还要解决入党的问题。
从各方面的考察来看，近平完全符合党员的标准。唯一的问题是近平父亲的问题。我和近平比较熟悉了，他对我说他父亲因为一本小说《刘志丹》被定为重大问题，我就知道了他父亲问题的前前后后的过程。我当时的想法就是，习仲勋在陕北闹这么多年的革命，还当了中央的大官，就因为这么一本小说被打倒了，家里人都为此受了不少罪，可不能让这个事情再影响近平的发展了。再说，入党关键还是要看本人的表现，只要本人符合党员标准，就可以发展嘛!
采访组：习近平在他自己写的文章《我是黄土地的儿子》里面讲到他入党是得到您的帮助和支持的，文章里是这样描述的：“团委书记到我那里，跟我聊了五天，最后成为‘死党’，后来也就是他接任公社知青办主任后，一把手把我的‘黑材料’付之一炬的。那次他把我拉到一个小山沟的青石板上坐下，说，我把你的所有‘黑材料’都拿出来了。我说：‘黑材料’拿来有什么用?他说：烧了吧!我说，你敢啊?掉脑袋的事。他说，怎不敢，我看这材料不是你学校寄来的”。这段文字里面描写的团委书记就是您，对吗?
刘明升：呵呵，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其实，大家心里都清楚，习近平十几岁就来插队，他的父母很年轻就出来干革命，社会关系都不存在问题，核心就是怎样看待习仲勋的问题。习仲勋是国家的副总理，因为《刘志丹》这本小说出了事情，家庭受到了影响。
采访组：后来入党的事情怎么样了?
刘明升：后来大家就开会讨论这个事情，形成的基本意见就是：近平来到我们村这么多年，他的情况大家都了解，他的表现大家也都看到了，不能让近平再受到影响，可以发展他入党，所以组织上批准他入党并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。
采访组：近平当上书记之后，为村里做了哪些事情?
刘明升：1973年，我在梁家河整完班子。1974年的6月就调到文安驿的马家沟村蹲点。有时候，我也带着北京支援延安的干部到各个村子去调查情况，所以对近平当书记之后的工作也比较熟悉。他给村里办的事情可多了，打坝、挖井，办缝纫社、代销点、铁业社、磨坊，只要是村民需要的，只要是他能想到的，他都去办，而且都办得轰轰烈烈。
近平当村支书后，看到报纸上报道四川办沼气的消息。沼气可是个好东西啊!第一，庄稼全靠粪当家，沼气池里的沼液可以当肥料，提高粮食产量;第二，沼气可以点灯照明;第三，沼气还可以烧火做饭。报纸上登出四川人民大办沼气的消息，介绍了办沼气的好处。我们陕北农村恰巧就缺这样的好东西呀!春节过后，近平就和县上的一部分人到四川考察学习。回来之后，首先在梁家河建沼气池，下定决心要把这件事情办成。
他开始办沼气后，我心里就惦记上了，这可是咱陕西破天荒的一件事情，之前从来没有人办过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办成。所以，我一有时间就到他们村子去看看。有一次到了梁家河，我看到沼气池挖好了，正往上抹水泥;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看到池子建好了，就等产沼气了。我也心急，就往梁家河跑得更勤了。有一天，我又去梁家河，看到近平正围着沼气池忙活呢。原来沼气池两边的水位都涨高了，但就是没有见沼气出来，他正急得团团转，见我来了，就对我说：“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沼气还是不能用。”我就对近平说：“别急，你再好好看看，你不是去四川参观过吗?是不是里面的料堵住了?”近平看了看情况，就找了一个小棍子戳了几下，还是不行。我又找了一根粗棍子，和近平一起使劲往里戳，戳开了一个窟窿，气就哧哧地往外冒开了，用火柴点了一下，火就“轰”地着了起来，灶上的火很旺，灯也很亮。因为灶和灯先前都安装好了，就等着产气点火。大家高兴得手舞足蹈，近平对我说：“你有自行车，赶紧骑上自行车给公社报告吧。”那个年代，哪有什么电话、手机，传递信息全靠写信或者人跑。我骑上自行车，从梁家河到文安驿十来里路，就像风刮的一样，能骑多快就骑多快，飞奔着去公社报告这个喜讯。这不仅是近平的事情，还是梁家河的事情，也是文安驿公社的事情呀!
我到了公社，跑到白书记的办公室，大声地喊着：“近平把沼气办成了!产气了!今天点着火了!”白书记一听，高兴得不行，赶紧给县沼气办报告。县沼气办听到这个消息，轰隆隆地来了好多人。终于把沼气搞成功了!近平为我们文安驿公社争了个第一，这是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。紧接着，梁家河实现了沼气化，省上还来开了现场会。近平来的时候年龄最小，不仅当了村里的书记，而且待得时间最长，把村里搞得轰轰烈烈。后来，地区开“积代会”(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)，习近平就是理所当然的代表。
从办沼气这一件事情，就可以看出近平的开拓精神。
1975年8月，开始了新的招生工作。近平觉得毕竟过去上学少，还需要继续学习深造。文安驿公社的教育专干因为特殊事情请假，领导让我负责当年的招生工作。公社在研究时，虽然不舍得让近平走，但是也不能耽搁他的学习，就决定推荐他去上大学。到县上报志愿时，近平填写的志愿清华大学。我觉得近平学得好、干得好，他应该上这样的好大学。我去找县教育局局长赵如斌，他当时也是招生办主任，他认为近平表现好，做出了很大成绩，就应该推荐他去上清华大学。由于近平本人的优秀表现，他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，最终如愿以偿。
采访组：您认为习近平有哪些特点?
刘明升：近平当了村里的书记，是整个村子的带头人。他很有个性，绝不是软弱的人。当领导，性格软弱了可不行，没有个性，话说不成，肯定领导不了大家。
近平还爱看书，少年老成，遇事不慌，跟村里任何人说话都稳稳重重的(陕北方言，很稳重)，从不和别人乱开玩笑。
近平做事情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：他一旦担起了责任，就有自己的想法，敢干事，敢干大事。他在梁家河当书记，就能脚踏实地处理梁家河的事情，带领好村里人，齐心协力搞工作。近平在中央也是不停地干事情，中国梦啦，一带一路啦，亚投行啦，G20啦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就没有闲下来的时候，他要不停地干事情，干大事情。
近平不忌生(陕北方言，不害怕陌生人)，哪怕是一次面都没有见过的陌生人，只要坐在一块，他就有话说。有时候，我们在公社，各个村子里都来人了，互相不认识，一大群人坐在一起，近平也能和大家拉话。他一个白面书生，说话有气势，有话敢说，往那里一坐，都能给大家找到话题，让大家都能拉，都能打开话匣子，气氛一点都不沉闷，很活跃。
他不搞形式主义，不搞那个年代时兴的学习、运动，而是立志办大事，要给群众做实实在在的事情。这种毅力和决心，是一般人少有的。他要带着大家多打粮食，让大家都有粮食吃，还能多交公粮，给国家做贡献。
陕北到处都是山沟沟，良田不多，能多打粮食的地方主要就是坝地。打坝可不是一个人的事情，要把大家的思想都统一起来，调动村里集体的力量一起打坝。要调动力量，没有规章制度可不行。近平把规章制度定得严严的(陕北方言，很严格)，大家一起按规章制度办事，制度不认人，不管你张三李四，不按制度办就不行，该罚就要罚，该批评教育就要批评教育。村里要办什么事情都得提前规划好，一件一件地来。那个时候，农村基本建设就能够考验村干部的实际能力，你能说动大家打坝、修梯田，你就是有本事!沟里打几个坝比较难，规划好就开始打。当时规划了几个地方，靠近梁家塌村的地方打一个坝，村后面规划了一个，村头规划了一个。通过打坝，就能把河道变成良田，提高粮食产量。梁家河是文安驿的中等村子，有三百多个人，要打这个坝可考验领导了。第一，领导能说动大家，一个人能顶一个人，要是说不动大家，一个人也就顶半个人。第二，领导要统筹好什么时候出工，怎么分配工作，谁放炮，谁抽水，谁推土，才能把大家领导起来，齐心协力，提高效率。近平带村民打的坝地，面积可不小，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打出来这么多的坝地，如果没有相当的领导能力肯定是不可能做到的。
近平上清华大学走的时候，他们村里的人自愿去送他，送得很远，一直送到前面的村子，还有一部分人一直把他送到延川县城，这是真情的流露。可惜当时没有手机，要是有手机录下来当时的场景，相信大家都心服口服了。
他把七年最珍贵的青春岁月留在我们这个山沟沟里头了。
采访组：您后来和习近平有联系吗?
刘明升：1993年的时候，近平回梁家河看望村里的父老乡亲。我当时是文安驿镇党委书记，听说近平回来的消息，村里都沸腾起来了。我赶紧找人把村里的卫生打扫干净，支起一口大锅，杀了两只羊，炖羊肉，炸油糕。近平进村子之后，男女老少把他围得水泄不通，都拉着他的手，拉话的拉话，照相的照相，就像见了久别的亲人一样。
1989年冬天，近平当宁德地委书记的时候，我去他那里住了几天。
1994年，我有事去了福州。近平把我请到他的家中，我见到了彭丽媛老师，也见到了他们的女儿。
2007年，我患有冠心病，身体不好，近平听说后，就把我和我老伴儿都接到杭州，给我看病。
2009年，近平回延安，也见了我们，十分亲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