采访对象：武晖(小名：铁锁)，1954年12月出生，梁家河村民。1971年成为民办教师，1973年进入延安师范学校学习，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。2015年退休。

　　采 访 组：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

　　采访日期：2016年12月28日

　　采访地点：陕西省延川县宾馆

 

　　采访组：您好!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，您和他交往比较多，互相之间也比较熟悉。请您具体谈一谈，最初你们是怎么认识的?

　　武晖：北京知青刚到文安驿公社的时候，队里派了一些壮劳力去接他们到村里来，但是没有派我去。因为那时候我才十四岁，刚从学校回来，长得又矮又小，咋看都是个小娃娃，算不上壮劳力。

　　我家就住在村里的后队，近平他们一共六个知青也被分配在后队，我家离他们知青窑不到二十米的距离，他们把行李往窑洞里搬的时候，我就远远地站着看他们。

　　知青住下之后，我有点时间就跑到他们那里去。这些北京知青，个子又高又瘦，穿的戴的比我们这个穷山沟里的小娃娃好得多，我虽然也上过初中，有一点文化，但是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，对这些北京“大世界”来的青年充满了好奇，经常小心翼翼地躲在窑洞门口从门缝里“呲”(陕北方言，偷偷地看)他们的一举一动，偷听他们说笑，但是不敢进去，更不敢跟他们打招呼。

　　有时知青们看到我，就说：“来，小朋友，进来进来!”我也不进去，其实我哪是小朋友，他们当中年纪最小的是习近平，我只比他小一岁而已。但是因为长得矮小，他们就把我当成小孩子了。当时我在他们面前确实有点自卑，一个农村孩子，啥也没见过，也不知道跟他们说啥，不敢搭话。但我还是愿意到他们那里去，因为我没有地方玩，又不喜欢在家做家务。

　　北京知青刚来的时候，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，他们住在冰冷的窑洞里，又不会烧炕，我们农村娃娃都会烧，于是知青就叫我帮他们烧火。这样，我就进了他们的窑洞，跟他们也慢慢熟悉了。我是个初中生，在当时村里算是高学历了，因为在学校学的都是普通话，虽然也有口音，但是知青们能听懂，互相之间能沟通，因此别的社员到窑洞来跟知青说话，我可以在中间给他们当翻译。

　　一开始，他们几个知青的名字我都分不清楚，后来慢慢接触多了，听他们互相之间叫名字，我也就把他们都认识了。他们也知道了我的小名叫“铁锁”。

 

　　采访组：北京知青从首都北京来到艰苦的陕北，在生活方面有哪些不适应的地方?

　　武晖：知青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，很难适应。一天二十四小时，从吃饭、睡觉，到上厕所、洗澡，全都是问题，都不适应。他们几个大小伙子睡在一个炕上，那个炕不大，六个人将就能挤下。他们的行李箱子就放在锅台旁边，空间很拥挤，很狭小。

　　知青没用过柴禾灶，也不会做饭，刚开始是队里派个人给做饭，做了一段时间，就要他们自己学着做饭，队里就不给做了。他们要自己砍柴，自己烧火，自己把饭做熟，还要参加队里的劳动。

　　打柴对知青来说是个挺大的难题。我们县上就有在山上砍柴摔坏的知青。陕北的黄土山上，本身就植被稀疏。我们农民年复一年地砍柴，近处的、好砍的柴全都被扫荡一空了。好一点儿的柴禾都在远处和危险的地方长着呢，有些长在崖壁上，有些长在深沟里，那些地方，羊都吃不到。我们山里长大的孩子就敢去砍，高的地方我们敢爬上去，砍了柴之后敢跳下来，知青就不敢。我们村里的孩子，拿着绳子镢头上山去，就能背回来五六十斤，知青也就能背回来十来斤，还都是那种很细的小灌木或茅草，填到灶里不耐烧，饭还没熟，柴就烧光了。后来，我就带他们上山砍柴，领他们到那些柴禾多的地方去。每天都要砍柴、烧火、做饭，否则就要饿肚子。这就是知青面临的极为现实的问题。

　　知青刚来的时候，最逗笑的就是挑水。一担水都在五六十斤以上，知青不会用扁担，不会换肩。他们个子都高，都驼着背挑水，腰弯着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往窑洞赶。有时候走得快了，水桶来回摇晃，水洒一地，到了窑洞就只剩下半桶水了。见到这样的情形，社员们都笑他们。

 

　　采访组：除了日常生活方面的各种不适应，知青每天还要参加劳动。请您讲一讲，习近平是如何参加艰苦的劳动，并且逐渐适应农村生活的?

　　武晖：在当时农村那个环境，包括近平在内的知青，思想肯定还是有波动的。陕北农村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，没有电，农民一天的生活就是早上太阳出来了就上山劳动，太阳落山就回家，成天都在劳动，但是生产效率却很低下，一年到头累死累活，一亩地却打不了多少粮食。这个地区的发展也很不均衡，整个延安都没有什么副业，一切就是靠种庄稼。农民的生活基本都在贫困线以下，有些家庭能吃上饭，更多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家庭，七八个娃娃，就吃不上饭，就靠吃山上的野菜度日。

　　对我们这些山里长大的娃娃来说，从小就在这小山村里生活，在窑洞里面住，出了窑洞，面对的就是黄土山，一抬头就只能看到山中间这么一点蓝天，这就是我们的世界，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应。但是近平他们从北京来，到这穷山僻壤的小山沟，在这里过陕北农民的艰苦生活，必须面对和接受这个现实，在这里生活下去。

　　春天，近平跟我们社员一样，用挑子挑着羊粪和牛粪往山上送。知青不习惯爬山，爬得高了，有时候重心不稳，粪就从粪筐子里洒出来。送粪的工作完成后，就是耕地、整地、播种。苗长出来了，主要的事就是锄地、追肥。地种不好，秋天就没有收成，就没有粮食吃，就会饿肚子，这是很现实的事情。

　　社员和知青们都是一起锄地。一开始他们把草和苗分不开，我们是当地的娃娃都懂得。我们跟他们说一下，他们就学会了。别看他们没干过农活，他们有文化，理解能力强，所以学得确实快。

　　锄地都是在春夏，天气很热，队长要求大家加紧时间干活，不让我们休息。我想偷懒，就以解手为借口，跑到沟里，休息三四分钟、五六分钟，队长不叫，我就不回去。我确实受不了那种苦，又饿又渴又晒，有时候觉得实在干不下去了。但是近平就一直坚持，从来没见过他偷懒。

　　收获的季节，我们一起去割麦子。我们到山上的耕地有五里地的距离，回来的时候社员和知青都是一人担一担。我们集体喂的牛和驴，饲养这些牲灵，需要用铡刀把草铡碎了喂给它们吃，知青不会铡草，不太容易掌握铡刀的技巧，铡刀压到一半就压不动了，后来慢慢掌握技巧，一 刀就可以铡到底。

　　虽然我是个农村娃，但是因为我年纪小，个子小，力气小，这些劳动对我也是很大的挑战。我一开始挣6分工，后来逐渐提高，但也没挣到过10分工。近平个子高，力气大，干活越来越熟练。我印象中，1969年到1970年这个阶段，近平还是一个比较稳重的普通知青，一开始很难适应高强度的劳动。但是经过一两年以后，近平就成了一个非常棒的壮劳力，基本上每天都能挣10分工。他不仅在劳动方面非常拔尖，而且逐渐和社员们在思想、语言上打成一片。谁家有困难，他都会尽自己的能力帮助。

　　我往知青窑洞跑得多，身上总穿得破破烂烂的。近平看我平时穿的破烂，就经常把自己的衣服送给我。王燕生离开梁家河的时候，留给近平一件灰毛领的蓝色大衣，那件大衣挺好的，近平很喜欢，平时常穿。我上师范学校的那年冬天特别冷，近平就把那件大衣送给我了，他对我说：“你把这个大衣拿上，到了学校又能穿又能当被子盖。”到了师范学校，同学们都啧啧称赞：“你这个大衣质量真好!”这件大衣陪伴了我很多年，我参加工作之后还在穿。

　　我去上师范学校的时候，近平还送给我三十斤粮票，让我出门在外用。在六七十年代，三十斤粮票就是一个壮劳力一个月的口粮。其实那时候近平的粮食也不怎么够吃，这些粮票对他来说也是很宝贵的。

 

　　采访组：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在梁家河期间看书和学习的事情。

　　武晖：我喜欢到知青窑洞去玩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可以看近平带来的很多书。炕沿上，铺盖上，枕头边上，全都是书。现在回忆起来，近平他们住的那个窑洞特别温暖，也特别神奇，就像是知识的宝库。

　　有时候上山干活，近平也在兜里装一本书，中间休息的时候，大家在拉话，他就拿出一本书来看。晌午回窑洞歇一会儿，近平也要抓紧时间看一会儿书。我觉得，一方面是近平对读书有着浓厚的兴趣，另一方面是读书也带给近平无限的力量。书里有更广阔的世界，有更丰富的知识，通过学习，人增长了见识，汲取了知识，就会变得更坚强，更强大。

　　我家里很穷，从小到大，身上没有过一分钱零花钱，更没有钱买书。所以，我很羡慕近平有那么多书，我在他们窑洞里的时候，很想看看那些书里写的都是什么，一开始不敢多翻，只是小心翼翼地翻两页。后来熟悉了，我就拿起来翻翻看看。近平见我对书有兴趣，就跟我说：“铁锁，你喜欢看什么书，就拿去看。”我连忙点头，心里非常高兴。

　　我最先看的是一本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对这本书我有特别浓厚的兴趣。我想，一个为什么我都不知道，学会了十万个为什么该有多了不起。书中有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，都深深地吸引着我。我从小生活在山沟里，对外边的世界根本不了解。出家门最远，我就到过文安驿，连县城都没去过。《十万个为什么》是有插图的科普读物，我在书上看到飞机，看到汽车，看到轮船，就高兴得不得了。

　　我还从近平那里借过物理、化学课本。此外，他那里还有很多古典文学和历史名著。我看过《三国志》，因为是文言文，里面的好多字我都不懂，遇到不懂的，我就问他，无论问什么，近平都很耐心地教给我。我还看过高尔基的《母亲》和肖洛霍夫的《静静的顿河》。这些书都是近平从北京带来的，他都借给我看。

　　很快，一两年的时间过去了，知青有的返城，有的招工，有的当兵，大部分都走了。我晚上跑到近平那里去，他还保持着看书的习惯，只要有时间，他都捧着一本书看，看到很晚才睡。

 

　　采访组：在一两年的时间里，村里的北京知青大部分都离开了。习近平是留在梁家河时间最长的知青，并且成为梁家河的村支书。请您讲一讲，习近平为什么被选为村支书?

　　武晖：我们社员之间说到近平，无论男女老少，对他的印象就是，这个人话不多，平时不说是不说，但是一说就能说到点子上。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，近平当我们梁家河的支部书记，并不是偶然的，那时候村里没人对此感到意外。

　　一方面，当时的农村，有文化的人很少，近平又有文化，说话办事又稳妥，考虑问题周全，这在当时的农村，是很难得的人才。而且，近平在当支部书记之前就已经参与村里的管理工作，和村民关系非常融洽，再加上他在赵家河主持过社教工作，农村的这些生产生活、大事小情，他都已经很有经验了。

　　可以说，1972年到1973年这两年，是近平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大部分知青都走了，但是近平因为父亲受到政治迫害，就是走不了。那个时候，近平的思想有很明显的转变。他渐渐意识到了，他苦苦期盼的光明大道，其实就在自己的脚下!我虽然1973年就去上学了，但是只要一回来，我就到近平的窑洞里去拉话。我记得近平跟我聊过他那时候的想法：“我为什么就不能在梁家河扎根呢?我为什么就不能留在这里为老百姓干好事呢?自己的路自己走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干!”有了这种思想和意识，再加上近平自己的思考和努力，确实干了好多事情，而且都是实实在在的事。可以说，近平那个时候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开始奠定了，他主要想的就不是自己的前途，而是怎么能做好村里的工作，怎么能让群众的生活好起来。

　　后来村里有一些招工的名额，我看近平都没有报名。他想的是带领村里人一起脱离苦日子，而不是自己一个人离开农村一走了之。所以，近平当支书以后，给村里做了大量的实事、好事，其中他带领社员做的很多事情，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在发挥作用。如果近平没有扎根农村的信念，没有为人民办实事的理想，根本不可能做这么多好事，也不可能在农村待这么久。他后来上大学，是为了更好地深造，更好地为人民做事情。

　　从另一方面来说，正是因为近平有了在农村生活的经验，对很多农村的问题有深入思考，才有了这么明确的方向，把工作做得这么扎实。(未完待续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