采访对象：戴明，1952年生。北京市海淀区西颐中学学生，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，住同一孔窑洞。1970年招工离开梁家河，曾做过教师、科技副县长，西安地质学院产业处处长，在长安大学公安处副处长(正处)任上退休。
采 访 组：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
采访日期：2016年6月6日
采访地点：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
采访组：知识青年下乡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和社员一起劳动，对于当年的辛苦劳动，您还有哪些记忆?
戴明：我们之前在北京上学的时候，学校一般都有学农课程，虽然强度没那么大，但是基本农具我们都认识，大部分也都会用。但到了陕北农村，他们有些独特的农具，我们北京的孩子就没见过。像一般平原地区的农村，翻地和刨土，用的都是镐。陕北因为经常开垦山坡地，有一种“老”，比普通头要宽很多。劳动力越强的人，用的头口越宽，受力面积越大，翻出的土越多，但是所耗费的力气也就越大。
陕北的扁担，跟我们以前见过的也不一样。陕北的木材很少，扁担这种必需的农具一旦折断了，就损失了一根好木头。于是，老乡往往就会在扁担中间增加一根木头，起到加固的作用。这样的扁担就更沉。
陕北还有一种脱粒的连枷，这种农具其他地方也有，但我们在北京学农的时候没有接触过。使用的时候，人把连枷悠起来，借着惯性打粮食，这样粮食和外皮就分离开了。在这里，婆姨用它来打麦子比较多。她们打麦子时，排成队，动作一致，一排连枷同时打下来，非常整齐，打谷场上尘土飞扬，热火朝天。我们这些知青就感叹，怎么没有一个舞蹈艺术家来表现这个劳动场景呢?等我们和别人一起排队打谷的时候，才知道这个活儿实际上非常辛苦。我们要努力跟别人保持一致，否则就把一队人的速度给拖慢了。
从适应农具到逐渐加大劳动强度，干农活确实算是一个挺难过的“关”。对于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大孩子来说，尚且不容易，对十五六岁的近平，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
一开始，我们都是费尽了力气，活儿仍干不好，但是社员们却能做得又快又好。因为他们对这些劳动已经非常熟悉了。
尽管我们干活不行，但这里的老乡很淳朴，对我们这些城里的娃娃都很好。我们中午在地头吃饭，送来的饭，几口就吃光了。老乡很关心我们，就问：“吃饱了吗?”我们知青就说：“差不多吧!”老乡就拿出红薯干来分给我们，说：“没吃饱就再垫吧垫吧。”我们确实没吃饱，接过来就吃，一边吃一边问：“我们吃了你的，你怎么办?”老乡就说：“狗吃了!狗吃了!”我们面面相觑，不知道啥意思，有的知青就开玩笑说：“那是骂你们呢，说你们是狗!”后来我们才知道，梁家河方言中“狗”和“够”的发音非常接近，老乡其实是说自己“够吃了”。我们知青就和老乡们一起哄堂大笑。
打坝中间休息的时候，农村的青壮劳力就和我们知青摔跤。近平也经常摔跤，他跟村里很多年轻人都摔过跤。我们北京青年个头大，身体上占优势，而农村青年力气大，经验丰富，所以我们之间互有胜负。那段时间，通过一起劳动，一起玩耍，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。
老乡们知道我们不会干农活，但只要努力干活，他们都非常鼓励。劳动的时候，只要你能努力跟上他们的节奏，他们就会说：“好后生!今天到我家吃饭去!”有一天，我干得不错，“会儿”的父亲就跟我说：“戴明，今天到我家吃饭去!”
采访组：您能讲一些生活细节和有趣的事情吗?
戴明：我们刚到梁家河的时候，就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，就是闹洞房。
我们在张太平家住了不久，他就娶媳妇了。他家里办喜事，村里人都来祝贺。当时因为生活贫困，婚礼也没有现在这么热闹。村里人到张太平家吃完、喝完、祝贺完就都走了。
我们以为热闹就这样过去了呢，结果村里的一个叫“石头”的小伙子到我们窑洞来，跟我们说：“晚上还要闹洞房咧!”
我们就问：“咋闹洞房啊?”
石头说：“晚上要到他们新房去‘听房’，听他们夫妻俩说什么悄悄话。他们被搅得烦了，就要给听房的人好吃的，就这样闹。”
我们当时合计着，晚上要是不困，我们也去闹一闹洞房，要是睡着了也就算了。结果，到了晚上，村里人都来闹洞房了，他们在太平的窑洞外面抠窗户纸，“呲啦”一下，把窗户纸抠一个大洞，太平就在窑洞里面喊：“谁呀!谁呀!”外面的人们就嘻嘻哈哈地笑，起哄。我们就住在旁边窑洞，这些闹洞房的吵得我们睡不着。杨京生就怂恿我们说：“你们也去闹洞房吧!给东西吃呢!”我们半夜正好肚子饿，一想起有吃的，就有点兴奋了，说：“那得去试试。”结果我们出了自己的窑洞，到隔壁一看，张太平那个窑洞的窗户纸全都是大窟窿小眼，都快撕完了。张太平没办法，翻出一个蚊帐来挡住窗户。窑洞里面黑乎乎的，连个煤油灯都没有。我们在窑洞外面跟着起了一会儿哄，也没要到吃的，就算是闹过洞房了。
还有一件事，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。我们刚到梁家河的时候，生产队跟我们商量：你们对干农活毕竟不熟练，但是无论干得怎么样，只要努力干了，不看结果，每个人都给你们8分。
当时，村里的婆姨平均给8.5分，我们比婆姨都低，就不服气，去找队长据理力争：“毕竟我们都是大小伙子，技术虽然不行，但力气还是有的，比婆姨都低0.5分，实在没法接受!”队长很好说话，就说：“那好，你们也是8.5分。”
但我们每天实际拿到手的，还只是6.5分。不过，这就不能怪队长了，只能怪我们自己懒。每天的8.5分里面，早工占了2分。但早工的时间实在太早了，每天凌晨四点就要上工，那个时候我们都起不来炕。
但我们还是想挣这两个工分，队长就说：“你们又不出早工，这两个工分咋能给你们嘛?”
我就说：“你又不叫我们，以后早上你叫我们去上工，我们要挣工分。”
队长说：“那好，明天就叫你们。”我们在北京上学时，即使家住得远，早上也就是六点半起床，住得近的，七点起床，基本上睡眠都够。这一下四点钟起床，我们实在适应不了。当时是冬天，本来就睡不醒，四点多钟，天还是黑的，天上星星月亮还都有呢。
采访组：队长来叫你们上早工了吗?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?
戴明：第二天早上，队长就来叫我们了，他和我们窑洞隔着一条河沟，要是绕过河沟走过来，路很远，要很长时间。于是，就站河沟对岸朝我们窑洞喊：
“京生儿——喔——”
“戴明儿——喔——”陕北的这种地貌，黄土高原，经流水冲击，河沟纵横交错，所以人们经常隔着一段距离喊话。喊话的时候，乡亲们会带儿化音，会用高音，又会拉长音，所以显得嗓音很嘹亮。陕北的信天游，大概就是脱胎于此。而且，他们在长音后面还会加上一声“喔——”，就更有穿透力了。
但是，队长喊了一阵子，我们的窑洞里没有反应。当时我们睡得都正香呢。隔了一小会儿，队长又喊：
“近平儿——喔——”
“燕生儿——喔——”喊完了，队长站在那儿愣了一会儿，我们窑洞里还是没反应。队长又喊：
“家宁儿——喔——”
“平生儿——喔——”“……”
队长憋足了劲，把我们六个人的名字挨个儿喊了一遍，声音非常嘹亮，穿透力很强，我正在做梦呢，就被喊醒了。
我睁开眼睛，一片漆黑，我说：“哎呀，什么动静?”近平也醒了，他说：“好像是队长喊。”我说：“这是叫咱们起床呢?”王燕生说：“几点了?”
杨京生说：“三点多。”我说：“睡睡睡!不理他!”
我们就继续躺下睡了，队长还在沟对岸扯着嗓子轮流喊我们的名字，我们就用棉被继续蒙头大睡。
等白天上工的时候，我们见到了队长，队长一脸铁青。我就故意说：“哎!队长，你怎么不喊我们?早工误下了吧!”
队长用沙哑的嗓音气愤地说：“还说没喊你们?我都快喊岔气了。”
这位队长对我们知青非常好，带我们劳动，教我们生产技术，也对我们的生活非常关心，可惜他早已经去世了。后来，我们这几位知青互相联系，回忆起这件事，在哈哈大笑的同时，也感慨当年我们的少不更事，以及梁家河的乡亲们对我们这些北京娃娃的诚恳和宽厚。
还有一次，我们从住的地方上山，翻一个大梁，再下一个沟，到了依洛河村。这个村的知青有十几个，因为男女比例差不多，就成两个队。一个队全都是女生，都是学校合唱队的;另一个队都是男生，都不会唱歌。每天晚上，依洛河的女生就唱歌，唱得很好听，住在对面的男生就不服，就和他们对唱。可是这些男生什么歌都不会唱，就会唱《两只老虎》——“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……”无论那些女生唱什么，他们都用这首歌应对。那些女生平时遇到他们，就开玩笑损他们说：“你们这些土包子!不会唱歌，就会唱《两只老虎》。以后不要跟我们对歌了!”
那天，我们六个全体出动，就去支援这些男知青了。近平平时不怎么唱歌，但是那天也和我们一起唱，他嗓门也挺大。我们上来就唱了一首《山楂树》，把对面的女生给震住了。她们奇怪，这些男生怎么突然变厉害了?于是，她们就拿出真功夫，唱了一首二重唱，非常好听。这一下，又把我们盖过去了。我说：“别慌，我带着《外国民歌200首》呢!”我把那本书就交给依洛河的男生了，我说：“你们学习一下吧!你们识谱吗?”他们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可是宝贝!我们识谱!识谱!”这本书，我们经常翻，所以那里面有几首歌我们非常熟。就这样，我们那天晚上连续唱了《灯光》《红河谷》《小路》《喀秋莎》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。我们甩开大粗嗓子“吼歌”，但是基本上也不跑调。就这样，一直唱到对面的女生没动静了，也不知她们是惊呆了还是睡着了。
采访组：下面请您具体谈谈对当年的习近平有什么印象?
戴明：当时插队的时候，近平这个人比较沉稳，抗压能力比较强。这个抗压，指的可不仅是生活上、体力上的压力，更是心理上所要经受的巨大压力。
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受迫害、受批斗，被下放到河南，母亲当时也过着受审查的生活;而近平本人，成分是“黑帮子弟”，这样一来，我们知青的两大出路——征兵、招工，对他来说都几乎不可能实现。所以，他要承受着比我们几个都大得多的心理压力，也面临着比我们几个大得多的困难。
我们家里给我们寄东西、寄钱，而近平家里因为这种情况，明显对他的“支援”就比较少。但是，近平这个人不愿意对我们说他自己的一些困难，也从来不跟我们诉苦，更不抱怨什么，而是把这些事情都藏在心里不说，由此可以看得出来，近平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，他从不向困难低头。
近平也是一个非常有主心骨的人。他有了想法，有了思路，就一定要仔细研究，一定要把事情做好。后来，他当了梁家河的村支书，带领大家建沼气池，创办铁业社、缝纫社，我一点都不吃惊。因为，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，就发现他这个人有一股钻劲，有强烈的上进心。
我们有时也去周围几个村的知青窑串门。那时我们闲得无聊，肚子又饿，就经常一起商议到什么地方去蹭饭。我们说：“近平，走啊，咱们去梁家塌吃他们一顿!”但是，近平不去，他就坐在那里看书，他说：“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弄到吃的，给我带回点来吧。”
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欢参与这些事情，另一方面他那段时间“痴迷”在阅读和学习之中。他碰到喜欢看的书，就要把书看完;遇到不懂的事情，就要仔细研究透彻。当时，我并不觉得什么，现在想起来，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，同龄人都跑出去玩耍，他还能饿着肚子坐得住，能踏下心来看书、阅读、思考，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定力，需要有很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。
采访者：请您结合自己的经历，谈一谈梁家河下乡插队那段时间，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影响?
戴明：人的经历不同，想的东西不同，对人的影响不同，最后所走的道路就会不同。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的这七年，给他对社会、对人民的认识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。他通过劳动，理解了贫苦劳动人民的生活窘迫状况。那时，农民的希望和诉求，就是吃饱肚子。而农民生活的困苦，我们在北京城里几乎想象不到。如果没有插队这段经历，我们很难看到农村的真实情况，很难认识到农民的生活现实。我在梁家河插队是一年半的时间，而近平待了七年多时间。农村生产队的这段生活经历，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，对近平的影响更是可想而知了。
我们知青下乡，开始是听毛主席的号召下去，凭着一腔朴素的阶级感情，凭着对毛主席的热爱，“听毛主席的话”。下去之后就发现，我们必须跟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融合，我们真的要依靠他们。他们教我们劳动，帮助我们的生活。所以，我们如果和老乡建立不好关系，就会生活得很艰难。因此，我们在农村插队期间，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意识：要依靠老乡，要与老乡好好相处，要尽心尽力为父老乡亲做事。否则，在农村插队就没有价值，我们的未来也就没有出路。
陕北老乡对近平也非常好。别的地方不接纳他，陕北接纳了他，并且对他没有任何歧视。在近平插队期间，当地的干部和老乡们，一直都在帮近平摆脱这种不利局面，近平也就是在梁家河的这些年，摘掉了“黑帮子弟”的帽子，逐渐发展成为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，这就为他后来入党，当村支书，被清华大学录取，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。可以说，近平和陕北人民之间是一种亲人一般的感情——这么说一点儿都不过分。
在插队期间，老乡对我们进行无私的帮助和教育。反过来看，我们知青也给老乡带去很多有用的东西，我们的书本，我们的科学文化，我们给他们讲的新鲜事物……这对农村面貌的改变，对乡亲们思想意识的转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
近平在当梁家河村支书短短一年多时间里，就让这个贫穷落后的村子面貌有了很大变化。村里人不仅能吃饱穿暖，还可以用沼气做饭和照明，有灌溉井，有铁业社，有缝纫社，有代销点，有磨坊……原来一到青黄不接时就全村出动出去乞讨的贫困村庄，在近平一年多的带领下，变得红红火火，一片生机。所以，近平要离开梁家河返回北京的时候，村里人依依不舍，全村出动去送他。
在梁家河那段艰苦的日子里，近平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和思考。我和近平都看过一部书，是范文澜先生的《中国通史简编》。书名虽然是“简编”，但实际是厚厚四大本。我和近平都从头到尾认真地读过这部书。对我而言，大概就是读过了，了解了历史，丰富了知识。而对于近平来说，他就会有思考、有借鉴、有批判。可以说，他的执政理念，他的思想，就是在持之以恒的读书生活中积淀下来的。
从实践层面说，近平在梁家河学到了很多，之后他又返回北京到清华大学深造，毕业之后依次在国务院、军队工作了一段时间，又主动回到基层，从县到市到地区到省到中央……几十年这样脚踏实地干下来，从来没有脱离过基层。基层群众想什么，渴望什么，面临的问题是什么，每一个层次碰到什么困难，需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来改变现状……这些工作内容比他当初在梁家河所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，但本质是相同的，那就是：群众需要什么，群众想要怎么办，干部就要带着大家怎么办。近平当选党的总书记以后，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根子就在他对基层群众和基层实际情况的了解上。
经过知青岁月，再苦的日子都不觉得苦了。以后的日子稍微过得好一点，都会觉得很知足。